首次拜见先生，我内心充满了崇敬和惶恐——这主要缘于先生誉满学界的声望，以及我自己的无知寡识和不自信。先生那年64岁，清癯干练，步履矫健，他在书房接待了我。具体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一是先生思想敏锐、洞察细微，那温和而犀利的眼神，那一口听不大懂的粤式普通话，以及不等我回答完毕就提出另一个问题的谈话情景，犹在目前耳畔；二是先生的书房，两壁到顶的灰蓝色木制书架上整齐地排满了书籍，一张同样颜色的写字台摆放在靠窗一侧的地中央，桌面上放着很多书，有的打开，有的堆叠在一边。还有一组黄面黑格的绒布沙发，一个木架玻璃面的茶几，茶几上也堆满了书籍。书架和写字台的样式很普通，一看就是在小家具作坊订制的那种，有些地方已经变形；沙发也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弹簧坐垫式。唯一显得比较高档的，就是那把黑色人造革面的高靠背转椅。简朴、丰富而有秩序，这是我对先生书房的最初印象。

　　入学后第一个学期，先生讲授《庄子》，就在他的书房。每周去上课，先生都为我们泡上好茶，有时还会摆一盘水果，感觉特别温暖。先生的授课方法与众不同，不是他讲，而是要我们讲，他来批评指点；不是要我们只读一种本子，而是指定多种具有代表性的《庄子》注本，一起对读讲解。这种讲读法，真是令人生畏。可是一个学期认真扎实地读下来，竟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学习效果。毕业多年后，我在拙著《跬步集·后记》里，写下了随先生研读经典的心得体会：“读一种经典，就可以了解某一侧面的学术发展史梗概，可以对文本本身认识得更为细致清晰准确，可以锻炼思维的明辨，可以发现值得研究的问题。经常这样读书，就可以建立高瞻远瞩的学术视野，可以树立一种优良的学术态度，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自己在指导博士生之始，就一直沿用先生教授的读书方法，带领学生细读经典，让他们体悟这种读书法的益处，期望能薪火相传。

　　这间书房见证了先生的学术创见及丰硕成果。先生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这部著作极大地拓展了以往“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研究范围，不止于研究理论表述形态的文学理论批评，还把同时期实际的文学创作倾向也结合进来，综合论断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学思想，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基础。此后，先生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学科。他发现，文化思潮、文人的生存状态及其处世心态，对文学思想的演进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政治的、社会的、文化思潮的种种外部因素，都是通过士人心态这个中介，对文学思想发生作用的。1991年出版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先生翔实论述了玄学思潮与魏晋士人心态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进而说明士人心态的变化如何影响他们的审美情趣和对文学题材的选择，甚至影响了文体的演变。这就严密完善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思想逻辑，使这一学科更具科学性。先生1997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便是在理论批评与创作实际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再加入这个时期士人心态的研究，从而把政局社会、文化思潮、士人心态、文学实际创作倾向与文学理论批评融会在一起作综合考察，形成逻辑严密、思理完善的全新的古代文论研究范式，标志着“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完善和成熟。此后，先生于2006年出版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2013年出版的《明代文学思想史》，都更加丰富了这一研究范式的勋绩。

　　1996到1997学年，先生应邀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带师母同去。先生的女儿远在深圳工作，我便受命住到先生家里。先生的书房，这一年也就成了我的书房。我不仅可以随意使用先生的书籍，还可以使用他新购置的电脑。那时电脑还不普及，更没有家用互联网，电脑的作用就是打字和打印文稿。先生家里的台式机还是“386型”的，九吋的显像管显示器，文字处理系统是WPS。不过在当时，那已经是最先进的电脑了，售价超过万元，异常贵重。电脑就摆在写字台旁的小桌上，先生出国之前，手把手教会我怎么建文档、打字和打印。同时，还为我准备了20个航空信封，上面都已打印好先生在新加坡的英文通讯地址，而且都贴上了足资的邮票。先生嘱咐我，学业上有什么问题，可以用电脑书写打印，装在那些信封里寄给他。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先生是为了随时关注、指导我的学业，又不想让我花费昂贵的国际邮资——他把一切都为我考虑到并且准备好了。

　　这一学年，除了吃饭、睡觉，我就一直待在先生的书房里，读书思考，撰写博士论文，过得非常充实而高效。除了学位论文的大部分外，我读博期间发表的8篇期刊论文，大多也是这时完成的。现在想想，如果这一学年不是待在先生的书房，我的毕业论文可能就不会写得那么顺利。因为，这里不仅有足够使用的书籍、静谧适宜的环境，更有先生那简朴、丰富而有秩序的“书房气息”的感染、鞭策和启迪。

　　1997年夏秋之际，先生偕师母回国。不虞几个月后，先生患上了重症肌无力病。转年3月，先生到北京东城区的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我们在读的几个师兄弟轮流随侍照护。因为肌无力，先生睁开眼睛看东西会很吃力，也不利于说话。主治医生不断要求他不要看书，少讲话，多静养。为此，先生感到非常抱愧，不止一次对我说：“因为我的病，耽误了你们的学业。”同样的话，他也对前来探病的好友傅璇琮、张少康、黄克等学术前辈说过。实际上，先生并没有放松对弟子的学业指导。他总是趁医护人员不在病房的时候，跟我们说论文谈学问，指点学术路径。那年5月，我和同届师弟将要毕业答辩，先生就躺在病床上，特别吃力地审阅我俩的学位论文。每人20万字左右的手写文稿，厚厚的两大摞，先生逐页仔细阅读。我守在旁边实在不忍，就要求念给他听。先生听得非常认真，有时要我回过头把这段再读一遍，有时就把文稿拿过去自己细看。每到有需要修改的地方，先生口述修改意见，我就伏在病床上记录下来。我经常就这样泪眼蒙眬地笔录先生的批改意见，包括后来答辩必需的导师对论文的整体评价意见，也都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先生住院的这几个月，北京医院的那间病房也就成了他指导我们学业的特殊书房。

　　1998年6月，我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2000年，经过两番搬迁，从筒子楼住进了偏单。幸运的是，分配给我的住房也在北村，与先生家距离仅二百多米。这期间，我还是常常跑去先生的书房聆听教诲。先生的一个郑重嘱咐让我深自警惕，铭记终生：“写论文要慎重！白纸黑字，那是抹不掉的。不需要写那么多文章！写那么多文章有什么用呢？你写10篇好文章，别人不一定会关注你；你写了一篇坏文章，别人就会记得你！”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是夏天，先生穿着白色衬衫，端坐在那把人造革面的转椅上，身子微微前倾，紧紧盯着我，郑重地讲出这几句话的样子。现在我也到杖乡之年了，每当有所心得要撰写论文时，头脑中仍会浮现出先生谆谆叮嘱时的声貌，促使我再一次检讨：这篇论文能不能写？该不该写？

　　2002年，先生家搬到了西南村新建的住宅楼，新书房的面积更大了，书籍也更多了，书架、写字台、椅子和电脑也都换了质量更好的。可是我对先生书房的印象和感觉——简朴、丰富而有秩序，却并没有改变。先生的书房，还是那个我熟悉的温馨所在，仍然是我解惑加膏、心向往之的地方。这时的我作为“青椒”，有自己的教学科研任务，还要担任本科生、研究生的班导师，还必须参与系里随时而来的其他编撰任务。2005年以后，我又担任了教研室主任，各种事务性琐事繁多，时间紧张且被扯得散碎。我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可以随意随时拜访先生的书房了。但是念兹在兹，一有空儿还是要跑去先生的书房，汇报最近的研习心得，闲谈工作事务，倾听先生的指点和教诲。那时先生的一个说法，令我印象特别深刻：“不要自己去强求当教授，你要让人家来请你做教授！”当时我真的是被惊到了——哪里会有这种事情，怎么会有这种可能？过了许久，我才想明白个中真义，这应该是先生对我的期待和激励。可是特别愧对先生，虽然我当教授已经十七八年了，当年也的确是水到渠成自然晋升的，没有苦心孤诣地强求，但是学术成绩距离先生的期望还差得太远！

　　先生荣休后的书房取名为“因缘居”。我体会，这是先生晚年回味一生的经历，得出的人生感悟和精神寄托。先生说：“自强不息易，任自然难。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这应该是先生晚年对人生最深刻的体悟。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罗宗强（1931—2020），祖籍广东揭阳，我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著名学者。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本科学习，1964年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任教。1975年调回南开大学学报和中文系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文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兼任《文学遗产》杂志编委及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唐代文学学会、李白学会、杜甫学会副会长等。因开创了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与学科方向，被国内学界誉为“南开学派”。论著先后荣获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思勉原创奖”等多种重要奖项。《罗宗强文集》201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收入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九种：《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读文心雕龙手记》《李杜论略》《唐诗小史》《因缘居别集》。

　　来源：《天津日报·满庭芳》2024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