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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沽学人 | 我所知道的雷海宗先生
来源:科研工作部    编辑:社科联网管   2024-06-21小字号

  我所知道的雷海宗先生

杨巨平

  雷海宗先生(1902—1962)是民国时期就已成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两校历史系主任。先生治学中外兼通,古今一体,见解独立,自成一家,著译甚丰,享誉国内外,堪称一代大师。1952年,雷海宗先生调任南开大学,成为历史系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在1985年进入南开师从王敦书先生读硕士之前,我对这样一位时人仰慕的史学大师却一点也不了解,不仅未闻其声,未瞻其容,甚至也未见其文。这当然是年龄悬殊半个世纪、间隔两代之故,也是我本人上大学时根底甚浅,无缘涉猎前贤巨作之故。到南开后,我才从王先生那里获悉了雷先生的坎坷经历及其学问的博大精深。王先生是雷先生在南开招收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副博士研究生。承蒙他对恩师遗教的转述和遗作的整理,还有国内外雷先生学生的回忆,我对雷先生的家世、求学、治学经历才有所了解,对先生的学问精髓才有所感悟。

  我第一次听到雷先生的大名,是在南开王先生的课堂上,那时的感觉用如雷贯耳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第一学期,王先生给我们开了一门课“西方史学名著选读”,同时听课的还有几位来自内蒙古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当时不知是系里的上课教室不够,还是王先生既担任系副主任还给本科生开课,白天特别忙,就把这门课安排到了晚上在他家里上,一周一次,每次4个小时。王先生的授课方式是先发一篇英文原著资料让我们预习,然后我们在课上轮流翻译,相互提问,最后他再逐字逐句翻译一遍。我们的第一篇材料就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一篇。王先生先讲这一篇,是因为雷海宗先生原来有这一章的翻译稿,还没有出版,王先生正在整理。正是在这门课上,王先生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雷先生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特别介绍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学术观点,以及他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接受、否定和发挥。

  雷海宗先生出身于一个有教会背景的家庭,他中学上的就是教会学校。但是由于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加之聪颖勤奋,他早年就打好了做中外古今大学问的基础。后来,雷先生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师从当时国际著名的中世纪史大家汤普逊教授,博士论文选题是《杜尔阁的政治思想》。学成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任教,主讲中国古代史,成名之作是《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他在武汉大学等高校曾讲授世界通史课程,现在留下来的是他的课堂讲义提纲。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雷先生坚持留下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1952年院系调整,他到南开大学工作,主讲世界古代史,并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了《世界古代史讲义》,还发表了世界史方面的系列论文,其中在《历史教学》和《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两篇最为重要,影响最大。前一篇《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主张以生产力,尤其是生产工具划分社会分期,否定了奴隶社会的普遍性,代之以部民社会;后一篇《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化世界与土著世界(公元前1000—公元570)》,是关于欧亚大陆游牧民族与中国、希腊、罗马等农耕世界关系的文章,资料丰富,气魄宏大。上世纪80年代初,吴于廑先生也有关于二者关系的文章发表,可谓异曲同工,英雄所见略同。雷先生命运多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关于奴隶制的观点,显然与处于主流地位的五种生产方式说相悖,因而遭到冲击。他最后勉强再上讲台,但已经不能上通史主课,只能上“外国史学名著选读”或“外国史学史”这样的所谓边缘课程。1962年,雷先生溘然长逝,享年60岁。

  提起自己的恩师,王先生总是感慨万千。王先生在清华时与雷先生见面不多,但听过他的课程。1952年,北大和清华的文科合并,王先生转至北大。一次邂逅使二位先生确立了终生的师生情谊。据王先生说,有一次,他和雷先生正好乘同一趟从天津到北京的火车,一路上的几个小时里,雷先生给他指明了今后做学问的方向。1955年,雷先生可以在南开大学招收研究生,自然就想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生。结果不出所望,王先生以特优成绩考入南开大学,成了雷先生的开门弟子。但是没有想到,入学后不久,师徒二人就因特殊境遇之故被迫分开了。待到再次相见时,只能以翻译外国史学名著为机缘了。当时吴于廑先生主持教育部统编教材《外国史学名著选》的翻译工作,分配给南开历史系两篇,一篇选自李维的《罗马史》,一篇选自希罗多德的《历史》。王先生以资料员的身份翻译初稿,雷先生担任校改。据说,后来雷先生病重,只审读了一篇。然而,这并不是他们师生间合作的绝唱。1979年,雷、王二位先生都得以平反。王先生除了在自己的古希腊史研究领域开拓创新、大显身手、著书立说之外,也积极整理雷先生的遗作,先后出版了《伯伦史学集》《西洋文化史纲要》《世界上古史讲义》等雷先生的著作、讲义、论文、译文等合集。可以说,现在学界对雷先生其人其学问的了解,主要来自王先生整理出版的这些遗作,其中很多都是第一次面世,弥足珍贵。正是从这些遗作中我们对雷先生的学问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凡是王先生整理的雷先生遗作,他都赠予我。加之我的研究领域如中外古史比较、中外文化交流、丝绸之路,都与雷先生的领域比较接近,所以,对雷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就多有了解。主要感受如下:

  其一,雷先生是真正学贯中西古今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历史、哲学,历史又可分为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二者之中也有古代、现代之分(世界史的文章已由王先生汇编为《历史·时势·人心》《雷海宗世界史文集》出版)。哲学虽然没有专门的著作,但他的历史著述中无不贯穿着他的哲学思想。他曾说,做历史学问,科学、哲学、艺术三者缺一不可。科学是考证,哲学是概括、灵魂,艺术则是文采。他身体力行,所以他的著述常常给人既纵横驰骋又探幽发微之感。据说,他之所以回国后转向中国古代史,就是因为当时国内学界的主流是中国史,只有教授中国史,才能在学界有一席之地。另外,或许是当时的国家内忧外患,促使他转入中国史,以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文化基因。我们从他对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史观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其学以致用、以史救国的思想。他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无疑是接受的,即任何一个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致发展周期,就像自然界的春夏秋冬、万物的生生灭灭一样,都有一个周期。人类历史上共出现过八个文化生命体,其中七个都已经灭亡,只有一个西方文化还在,但也进入“饱满的初冬”,最后的没落也为时不远。这似乎与他写作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欧洲大地弥漫着悲观气氛有关。这七个已经死去的文明中就有中国。斯宾格勒认为,中国文化的创造力在汉代以后就消失了,成了一个静止、孤寂的存在。但雷先生在接受这种史观的同时,振聋发聩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个例外。它在秦汉之后进入了第二周期,以淝水之战作为转折点。中国的文化还要进入第三个周期,抗日战争就是其转折点,并为自己生逢这一历史时刻而庆幸。西南联大颠沛流离的艰难经历反而激起了他走出书斋,用自己的如椽大笔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

  雷先生的奴隶社会不具有普遍性、希腊罗马是特例的观点,现在是学术界可以自由讨论的话题。但在苏联“五种生产方式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时,否定奴隶社会的普遍性无疑就是“大逆不道”。因此,他在当时“格格不入”。但后来的历史研究还是证明了雷先生观点的认可度,至少是一家之言,证明他保持了一个学者的清醒认识,勇于坚持真理。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他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也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一般生活在温带的人25年为一世,他以此为依据,推算出武王伐纣之年应在公元前1027年,“即有讹误,前后误差也必无十年之久”。这种推演法当然有失严谨,但结果却与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的年代(公元前1046年)相差不远,也可算是在当时研究条件下的一种权宜之策吧。

  雷先生在武汉大学授课时的讲义,虽然只是提纲,但有两点给人印象深刻。一是提纲非常详细,甚至达到七级标题;二是每章之后都有详细的参考书目。有的虽然今日也难以考证,但他能列出如此详细的参考书目,确实令人震惊。或许他从国外带回来大量的外文书籍,或许武汉大学有如此丰富的世界史藏书,或者是他博闻强记,信手拈来。

  这些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后召开了两次纪念雷海宗先生的大会,在世的雷先生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如著名学者何炳棣、齐世荣、何兆武等都在不同的场合发言或撰文表达了对先生的敬仰和怀念。南开大学上世纪50年代的受业学生也都深情回忆了与雷先生的师生缘。2015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迁入津南新校区,历史系校友众筹给雷先生树立了一尊雕像,与另一位南开史学泰斗郑天挺先生雕像一起,敬奉于学院大厅,供后学瞻仰。我常常伫立像前,思绪万千,扪心自问:我们有幸忝列雷先生的第三代传人,我们应该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先生的遗教,为中国的史学研究作更多的贡献?

  雷先生这一代学者无疑都是时代的产物,他们的所言所行都有时代的印记。我们不能苛求前贤,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接受。就是他们的学术观点,也并非不可商,但他们以学术救国救民的精神值得后人发扬。他们充分利用当时的资料,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还能静下心著书立说,这种以学术为生命的追求和献身精神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他们在逆境中仍能提出并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这种学术至上,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精神更是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的。

  雷海宗先生的主要学术著作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后学唯有奋进,才能不辱先贤教诲。谨以此文献给一代大师雷海宗先生以及我的恩师、雷先生的传人王敦书先生。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雷海宗(1902—1962),字伯伦,河北永清县人,1922年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公费留美,1927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历聘任教于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武汉大学。1932年后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曾任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代理院长。1952年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我国世界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与梁启超、蒋廷黻、郑天挺并称“南开史学四大家”。学术研究自成体系,博大精深,有《殷周年代考》《历史的形态与例证》《古今华北的气候与农事》等重要论文,代表性著作为《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身后有《西洋文化史纲要》《伯伦史学集》等著作出版。

  (来源:《天津日报·满庭芳》2024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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