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工作的焦点，一旦对准了千千万万人民大众和社会发展的靶心，其思想和理论的力量就愈加磅礴。

　　在党的领导下，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发展时期，经过100多年的实践探索，作为社科“五路大军”之一的社会组织，已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对基层广大社会群体来说，社科类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能够让更多的人规范有序、协同高效、持续有力地参与到社科工作、文化事业、乃至社会治理中来。

　　以大调研破题，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耕基层，是新时期社科类社会组织（以下简称为“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积极服务党委政府决策、有力回应群众诉求，持续提升服务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01

　　PART.

　　通过社会团体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发动群众，回应重大现实问题，是我党一贯以来的优良传统。

　　在五四时期，民众的觉醒和新思想的传播、内外矛盾的加剧和社会的动荡，为各种社团的产生提供了主客观条件。这一时期，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发起了少年中国学会，邵飘萍、蔡元培等人发起了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恽代英创建的共存社，实际上是建党的尝试，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实践。这些群团和组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的理论准备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促进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在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仅延安一地就成立了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社科类研究团体，通过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重磅推出了《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概论》《回回民族问题》《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等重要学术成果，有力支撑并策应了我党的抗战大业。

　　此前的1927年1月，毛泽东对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5县的农民运动进行深度考察，深入各地农会、青年团、妇女组织等多个团体组织进行调查研究，写成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回应了当时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1939年10月，毛泽东在身体力行开展社会调查活动的基础上，发动各社会团体深入调研分析各阶级战线的利益诉求与革命立场，并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撰写《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在我党早期革命斗争中，全力调动了以上各类群团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形成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推动更广泛的无产阶级进行有组织、有方向、有策略地革命斗争。1943年11月，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深刻论述了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对象范围、根本方法和作风保障，成为党领导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其中，借助各类团体组织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开展调查研究，寻求革命出路，回答时代之问，凝聚革命力量，更是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

　　　　　　02

　　PART.

　　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新时期，要紧盯部分社会组织存在的定位不清、能力不足、保障机制不健全等短板与问题。

　　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性与独立性等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必然占据重要地位。社会组织具有提供公共服务、满足群众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扩大社会参与、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重要作用，有利于弥补国家政权组织治理资源不足的情况，有利于迅速、灵活回应社会问题，有利于实现社会治理理性化、专业化，有利于促进社会源头治理等。作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载体，社科类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与体系结构，更是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发育形态与价值走向。

　　我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也是市场经济先发以及社会治理先行地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较为先进，发展形态较为兴盛。以我省社科联业务主管社会组织为例，截至目前，114家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在学术研究与交流、培养人才队伍、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社会组织最大特征是基于社会各类群体自愿发动自由组织的自发属性。紧跟社会发展、深耕社会需求，为群众服务、为民众发声理应始终贯穿于社会组织发展的每一个环节。当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时代的迅速变迁，社科类社会组织自然也面临着不少新问题与新挑战。

　　譬如：自身改革与发展的意识不强、力度不大。一方面，就其自身内部而言，部分社会组织治理结构沿袭以往的松散与随机特征，缺乏科学规范的程序和制度，在实际开展工作中，工作机制不够灵活有效，难以有效应对新形势下的新语境。另一方面，就其外部而言，部分社会组织对自身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特别是将自身发展纳入我省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功能定位把握不准，担当意识有待提升，开拓进取精神不强，发挥自身服务会员、服务社会、服务党委和政府的成效不够显著。

　　譬如：组织动员与联动的作用不够明显、影响力不够突出。有的社会组织无自有办公场地，经费保障支持力度不足；有的社会组织运作模式较为传统，对相关领域和行业人员以及资源的整合组织力量较为薄弱；有的社会组织业务领域覆盖面不够广；上述情况导致部分社会组织在开展活动中特色不够明显、针对性不强、辨识度不高，自身作为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也不够凸显，社会影响力自然不够突出。

　　譬如：数字化和市场化发展背景下的适应性不够强、差异性不够明显。一方面，数字化时代，为人与人、人与团体的组织交往带来了无限可能。传统的学术社团发展模式，多采取组织发动、专家开路模式，缺乏对社会组织活动内容、方式及效果的深耕与拓展，且也极易在线上被同行同类组织模式所覆盖。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组织及群团工作，缺乏追求创新与卓越的企业家精神，对市场规律的把握不深，以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利用各类平台载体整合资源要素的能力不强。此外，当前，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评价方式和激励机制还不够科学合理。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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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主题教育为牵引，以大调研为突破口，不断提升社会组织服务“两个先行”战略目标新能力。

　　浙江省社科联114家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及其上万名社科专家，是“两个先行”战略目标的重要实践者和创新推动者。因此，以主题教育为牵引，以大调研为突破口——在大调研中深耕社会需求，校准自身定位，厚植发展动力，有针对性地查找、梳理、破解一系列制约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难题，充分发挥各社会组织广泛联动、创新突破的特色优势，全面提升服务“两个先行”战略目标的新能力，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势在必行。

　　以大调研开局，找准制约难题，破解自身发展瓶颈。大调研是一种深入现实情境寻找问题策略的方法，也是社会组织自我突破、自我革新的重要路径。对于党和政府而言，相关管理部门要针对社会组织点多面广、结构松散的特点，采取多种调研方式，溯源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明晰不同社会组织的性质定位，听取各社会组织从发起人到管理者再到普通会员的意见与诉求，把问题研究透彻，把措施提准提实。对社会组织自身而言，既要以大调研为路径，深入会员了解自身群体相关诉求，又要从更大层面深入自身业务覆盖对象，了解自身服务能力与水平，还要积极走出去，借鉴其他品牌化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与实践，在对比分析与综合把脉中，明晰自身发展定位，梳理发展痛点症结。

　　以大调研开路，充分彰显众智，见证社会组织担当。大调研不只是一种路径方法，还是一种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念好“山海经”的理念与思维。而大调研之“大”，重在内容的精准。对社会组织的各类调研要切忌走马观花，要以“深、实、细、准、效”为导向，排除主题教育形式主义的“虚光”，要一针见血，深入社会组织发展肌理，聚焦调研内容，讲求针对性与实效性。同时，大调研之“大”，还重在以解决问题为根本。各主管部门不能对着问题想当然，对着标准讲要求，要甘当小学生，坚持群众中心，认真听取包括会员在内的社会各界意见建议，从而在大调研中破除社会组织急难愁盼问题，历史遗留的深层次问题，制约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将一线会员和服务对象的意见整合起来，作为提升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智慧之源、动力之源。

　　以大调研开方，着力强化保障，提升服务中心能力。以大调研为基础，务实、高效、有力地解决现实问题，是大调研最重要的目标与结果，也是推动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重要命题。因此，要在大调研中以找差距、补短板、抓落实的视角进行全面审视、自我评估、查摆整改，科学合理重新设定社会组织星级评定、年检评审、内部管理指标体系，优化社会组织各项管理规定，推动各社会组织明晰发展方向，优化工作制度，聚力服务发展。社会组织的力量如何体现，社会说了算，发展来评判。而增强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力，落脚点在于高品质的社会服务、高质量的发展效能。这就尤其需要我们在大调研中找准社会组织服务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延长引领协同联动三个“一号工程”的大支点、打造动员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的共建点，从而以大调研为牵引，以社会组织服务发展服务大局的实效，检验主题教育工作成效。

　　（来源：浙江社科微信公众号 2023-07-26 发表于浙江 作者：徐健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