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随着新闻传播实践向纵深发展，身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现实语境，担负着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和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使命，面对新技术引发的新闻传播新格局，新闻传播学界关注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尝试从本学科的视角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成为当下理解和发展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最为重要的现实语境。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语境的学科反思

　　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赖于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也会推动现代化。邓绍根、游丹怡认为，应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现三者有机统一，整体把握中国式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与发展方向，让新闻传播事业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助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新闻传播学该如何作为？胡百精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提供了新选择，亦应在交往现代化上破题，产出在地思想、知识和经验，并持续增进其世界意义。传播学理应更关怀“现代人”的命运，担起交往现代化的历史主题，提供本学科视野的现代化论述。王润泽、赵泽瑄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新闻传播学学科要抓住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开端和发展的基本特征与脉络，从来自实践的问题域出发，在原有新闻学稳定开放的知识框架下，构建新的知识领域，并进行重心的重新布置和偏移，使新闻学的知识创新向基础性和人文性方面偏转，从整体上提高中国新闻学在世界学科领域里的知识贡献度和显示度。涂凌波、王子薇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以及其中具体鲜活的媒介实践，是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经验来源与实践基础。

　　旧的学科范式危机已经凸显，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势在必行。胡正荣、王天瑞表示，新技术带来了传播革命和社会结构变迁，以西方为中心的、在传统大众传播语境下诞生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对传播实践的解释力逐渐减弱，现行主流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正面临严重学术危机。张涛甫、姜华认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要在摆脱依附性知识生产的不利情境基础上，力求在“知识”“价值”“范式”等方面有所突破。当代中国为新闻传播实践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现实场景，涌现了很多时代性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既有知识体系的解释边界，亟须知识创新和理论突破予以回应。杨保军提出，理论危机、知识危机，直接表现为理论的解释力下降，表现为一定知识体系在某种程度的失效，而危机、失效的直接表现就是构成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概念失去了活力，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难以揭示新现象、新问题的新特征、新内涵，难以包容新现象、新问题的新范围。如果旧的概念及概念体系无法应对新的事实，它所支撑的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危机时代就到来了。白红义、马锦辉认为，中国新闻学理论只有敏锐地捕捉到研究客体的变化，通过创新有效地回应社会关切，才能不断提升自身在学术场域中的合法性，而创建卓有成效的新闻学理论范式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纪莉、程筠瑶提出，中国特色传播学探索的基本思路是开展理论批判与理论创新，除了在与西方对话中“发现中国”，传播学研究亟须回应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一系列特色议题，如此才能在重大社会“场景”和实践“熔炉”中识别及确立传播学的理论身份与战略位置。周彤认为，建构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从“概念”入手，从中国新闻实践经验出发收集足够的“证据”，从“论据”中提炼“概念”，应当是中国新闻学概念研究的必然路径。

　　原创概念与理论创新

　　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寻找方法的突破。张勇锋表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极端重要性与其所处时代变局之间的巨大理论张力，构成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回应这一问题的切实路径是重新回到理论基点——概念，通过传播维度的概念扩容赋予其概念限度以多重性意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更为高阶的指导效能，进而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筑牢基础。虞鑫、王金鹏提出了新闻理论的交往范式，认为当前新闻理论研究范式中面临着主体性困境，马克思交往理论无疑为处于桎梏中的新闻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将马克思交往理论蕴含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内化成为新闻理论的哲学基础，这将是构建中国特色新闻理论的必由之路。

　　尝试打造标识性概念。隋岩、姜楠从加速社会与群聚传播视角，提出并分析了信息现代性，认为其比工业现代性更为剧烈的矛盾冲突，加深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鸿沟，带来了技术对文明的僭越，后果恰恰彰显着信息现代性的悖论。吴飞、傅正科提出 “数字共通”的概念，它是基于中华文明传播的哲学思想、“同心圆”的社会治理观念、可供性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建构的用以解释数字交往的理论假设。韦路、秦璇提出“主客观知识沟”这一新概念，把知识沟的研究视角从不同阶层之间的客观或主观知识差异，转向个体自身在主观和客观知识上的认知差异，将知识沟研究从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层面延伸至人内传播/自我传播层面，拓展了知识沟理论的解释维度。沙垚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一个阐释性的中层概念 “可沟通关系”，认为以沟通为方法，以关系为对象，在乡村重建多元主体的“可沟通关系”是化解乡村内部张力，建构未来乡村振兴新型支撑性主体的关键。何晶通过“数字分层”这一核心概念，研究了如何在信息茧房效应下增进政治沟通，发现数字时代沟通的一大悖论在于“可见”之“不可见”，即表达的可见性大大增加，但因为信息茧房效应的存在，表达被用户或算法主动隔离，不可见的概率也大大增加。王辰瑶从系统差异理论视角出发，建构了“新闻—宣传—故事”三元模型，该模型展示了新闻、宣传、故事是如何在实践主体、文本形式高度重合的情况下表现出特定系统功能差异，并以不同形式秩序维系各自文化子系统的稳定。刘德寰、巩固提出了由传统官方媒体、专业化商业媒体和自媒体构成的媒介选择的“类差序格局”。张放从人际传播理论的视角对传统民间家庭祭祀进行考察，将准社会互动与想象性互动勾连起来，揭示出一类更具普遍意义的传播现象——拟想互动。

　　呼吁构建中层理论。刘海龙、秦艺丹通过重返默顿的传播经验研究实践，发现传播学的知识生产正与中层理论构建渐行渐远。两位学者提出，如果说默顿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中层理论，主要是想规避理论脱离经验风险的话，也许在今天我们更需要警惕另一端的琐碎经验主义，在此意义上我们恰恰更加需要珍视他赋予理论的优先权。巢乃鹏、韩少卿通过分析创新扩散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的跨学科扩散，发现这两个经典中层传播理论在知识传播的时间维度和学科广度上均具有跨学科的高扩散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内卷化的藩篱。

　　扎根于中国经验。王喆分析了短视频如何以可见的速度与不可见的持续时间延长了人们的机上时间，同时又让“算法—媒介—身体”在机遇时间中形成较为稳固的聚合型态。路文廷等采用民族志方法收集了中国100名青年“躺平族”的原始数据，运用扎根理论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时代的躺平文化并非简单的网络传播现象，而是折射出在复杂转型期社会中，青年群体建构出一种自我解压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郭小安、何君琼通过在线—实验法研究了信息茧房和态度极化问题，发现多元信息共存的社交媒体并不必然带来开放理性的舆论环境，同质信息也不必然引发“过滤泡”效应。闫岩等通过研究某社区微信群，发现社区组织在面对危机时呈现了离而不散、变动不居的多中心差序形态，从而展现出“聚沙成塔”的力量。赵甜芳通过分析过去22年间1万多篇中外核心文献以及绘制计算传播研究的知识地图，提出适于本土计算传播研究的方法体系。

　　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新闻传播学界提出了重大研究课题。

　　努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周庆安提出，理解国际传播效能，不仅要从传播的视角看待传播效果，而且要从制度研究、策略研究和过程研究的视角，理解国际传播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姬德强、邹宇认为，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需要充分考虑情感干预的重要作用，避免理性主义的偏狭，充分发挥心理机制在投射民族立场、有效管控分歧、塑造更多共识以及推动秩序变革方面的重要作用。杨奇光、王诗涵以中国脱贫攻坚的国际报道为例，提出“国家叙事”是国际传播的核心任务之一，中国的“国家叙事”的核心要义需在“全球竞争修辞”中体现“内外之别”与“内外兼顾”。史安斌、朱泓宇认为，将“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国际传播增效赋能”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有机统一并深度融合，可有效地推动国际传播的理论升维与实践创新。刘小燕、李静提出，对外传播应将宏观叙事与微观叙事相结合，形成多元、多层并存的叙事体系，促成官方对话、民间对话的共同开展，从而使得多重叙事之间能够形成联动、互相支撑。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传播提供新范式。贾文山、王琼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和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的核心思想，应从多个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去探析这一中国话语在跨文化传播经度和纬度上的重要理论意义。吴梅红、姜飞提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最高框架下进行战略叙事，强调中国发展目标与世界的同一性，由此引发国际受众更大的认同感和情感共鸣，可朝向建构国际传播采访的中国特色框架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高金萍基于18国媒体相关报道分析，勾勒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传播图景，提出抓住时代赋予的契机，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未来的全球传播中充分发挥核心理念作用，是中国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刘金河、崔保国提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事关全球数字发展的未来，是建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关键路径，应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展开。陈先红、汪让通过对我国对外传播媒体呈现的“我传榜”和西方媒体呈现的“他传榜”的叙事镜像进行对比，发现二元对立话语框架非常突出，即使是同一个故事，讲述角度也迥然不同，反映出当下中西方舆论场的撕裂，进而建议打通对话主体之间的利益或文化通道。

　　文明交流互鉴为国际传播提供新视野。肖珺提出，新时代国际传播的概念逻辑是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导向发展出多重内涵，文明交流互鉴观走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西方概念陷阱，通过文明间持续的对话生成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全球社会。沈正赋认为，应以中国标志性的精神文化符号向世界传递中国价值、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之治，向世界传播好、阐释好“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脱贫攻坚”“共同富裕”“自我革命”等一批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金苗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新闻报道的数据分析，探讨了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影响力的提升路径，提出在文化生产对话、文化扩散传播、文化贸易合作和文化消费共享等路径中生成、赋能、承载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苏婧等认为，当前我国国际传播中的逆差，表面上是由西方媒体的偏见所导致，实质上则源自为媒体输送“常识”与“元认知”的西方知识界、思想界的固有认识，要解决我国国际传播中面临的挑战，关键是要重构这些“元认知”。陈虹、秦静表示，中华文化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合作共赢的思想、美美与共的理念、以和为贵的价值体系，以及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为国际传播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文化基因和思想源泉，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战略文化资源。邓建国、黄依婷基于《第六声》及其新闻报道的分析，提出“讲好中国故事”应当构建一套结构化的、有深度的叙事形式系统，从而让不同的中国故事能通过叙事这扇“透明的窗户”进入海外受众的思想、经验和身份。

　　新技术给国际传播带来新变局。张志安、杨洋提出，互联网平台的兴起给国际舆论博弈提供了新空间，新技术的使用则给平台中的国际舆论博弈提供了新的要素，未来国际舆论博弈将面对议题泛政治化、平台寡头化和技术智能化的问题。任孟山、李呈野以媒介技术演进为脉络，预测了国际传播格局的变化趋势，表示互联网技术霸权与互联网的去中心化趋势鏖战犹酣，ChatGPT的到来以及GPT技术的全球扩散又给国际传播格局带来新的变局，媒介技术与组织的相对落后，仍是制约全球南方国家获取更大国际传播影响力的瓶颈。师文、陈昌凤立足于国际传播语境，采用大规模计算实验法对YouTube平台的搜索算法和关联视频推荐算法进行审计，发现算法平台的内容呈现结构性地维系了符合数字霸权拥有者观念的“主流”信息秩序。张梦晗、陈泽表示，以社交机器人为代表的“算法武器”正推动着当代舆论战范式的转型，能否搭建由计算宣传工具、计算检测技术与计算反制技术共同组成的技术权力矩阵，成为国家实现其政治战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人工智能重塑的新闻传播新格局

　　ChatGPT的问世，引起新闻传播学界巨大关注，学者们意识到人工智能或将深刻改变新闻传播格局。

　　人工智能改写媒介结构与人机关系。喻国明等认为，ChatGPT的出现是人类从弱人工智能时代迈向强人工智能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步，开启了社会与传播的全面智能化进程。这种全面智能化进程并不是在原有的媒介结构中进行单一的技术升级，而是一种“超循环演化”的结构性改变。彭兰表示，尽管当下的ChatGPT并没有在身体形态上改变人们，但人与机器的共生关系是影响未来传播以及人的未来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智能传播中一个需要长久关注的问题。孙玮、程陶然表示，人工智能界面的最大突破是，实现了人类有机体系统与机器无机物系统的自动化交转，由此将整个世界纳入一个系统中，实质性地推进了“世界作为一个媒介”的进程。胡翼青、胡欣阅认为，ChatGPT将从人机互动的后台渐渐进入人们社会交往的前台，并重塑基础设施媒介与人的关系，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技术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我们也该自反性地思考：在存在的层面，语言基础设施的存在对人存在的意义到底意味着什么？黄旦的思考是，人与ChatGPT就是通过应答痕迹而相互捕捉的展演，“思”被取消，知识的世界成为算力的“实在”，立等可取，人类告别了机械复制的“展示”，“阅读脑”将变成“数字脑”，新的即兴演示或展演的文明已经来临。

　　人工智能给知识生产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陆小华表示，人工智能工具根据用户问题一步步生成的内容，被人们获取、议论、分享、传播，对人们的信息萃取、认知形成、观点表达、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意味着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的内容开始影响人类的认知、决策和行为，意味着影响力生成逻辑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姜华认为，GPT介入知识生产必将大大改变人类未来的生存境遇，我们应对其狂飙突进的迭代更新态势给予重新审视，对于其可见及不可见的社会效应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深思。曾一果提出，在数字时代，伴随着赛博格、数字生命、元宇宙、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狂飙突进，建构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已经变得日益迫切。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进行必要的伦理判断，是消解“技术迷思”的有效路径，也可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发展提供明确的价值立场与行动依据。陈昌凤、张梦认为，导致ChatGPT等AIGC出现伦理困境的核心原因是数据的问题，数据集在多样性、代表性、公正性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偏见、“观点霸权”、刻板印象、文化片面性等问题。

　　警惕技术的反噬，以物反照人类。全燕表示，在人机共存的行动者网络中，机器行动者必须通过与人类行动者的互动获得经验和技能。因此，人类行动者的行动意向尤为关键，这也在提醒我们，在发展人机传播的过程中，除了需要警惕技术的反噬，更需要匡正人类自身的行动。单波、白畅提出，在关系视角下，人机交互的结局理应是人与机器人的共生与共同进化，一切关于人与技术关系的讨论，最终还是落到“自我”的自由与完整。关于数字化人类将何以为人，杜骏飞的答案是：当人的自由意志始终能支配“数字人类世”，人不因物的崛起而失去人性时，我们将继续为人，并在数字交往的空间里实现数字跃升。刘海龙、 连晓东则认为，从人类的历史看，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技术的问题并不是靠控制加以解决，而只能通过更多的技术来解决。

　　新闻传播学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应作何回应？张洪忠等表示，大模型也带来传播学研究的新命题，2023年的智能传播与2022年的智能传播在底层技术上有了质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和广泛应用使已有的人类中心主义传播学研究范式在智能传播时代已不具备足够的解释力。胡泳认为，大型语言模型将带来人类交流的困境，我们需要传播理论和基于伦理的传播实践的更新，来确定下一代传播研究的面貌。传播学是否需要重新设计基本框架，以应对独特的技术挑战及社会机遇？现在是传播学认真对待这些关键问题的时候了。

　　数字时代的新闻创新与媒介化治理

　　媒体融合是新闻媒体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最为重要的创新路径。学界回顾总结了媒体融合在过去10年中的经验。张垒、王妍表示，当前，我国围绕媒体融合发展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探索，可以被视为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建设领域的鲜活样本。黄楚新、许可表示，从建设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到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再到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媒体融合的路径日益明晰。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就是要加强新闻传播事业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匹配的媒体话语权、媒体传播力和媒体影响力，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现代化。朱春阳、刘波洋认为，政策需要从数字新闻业的新场景出发，鼓励创新研发投入，尊重数字沟通的规律，或许才能有效推动媒体融合在各个层面开展，并最终通过融合策略将媒体打造成弥合社会分歧、降低社会摩擦的关键社会装置，这也是媒体融合政策向改革深水区挺进过程中的基本主张。陈龙认为，全民主体、全民参与、全民分享、全民认同，这些构成新型媒介制度实践的“质的规定性”内涵。将“人”放在传播的首位，是向真正的传播本体的回归，这是新型主流媒体发挥社会治理功能的关键。

　　数字环境中的新闻业仍在为提升自身不可替代性而艰难创新。“后真相”时代，如何确保并让受众相信新闻真实，成为新闻业亟待解决的首要难题。事实核查是全球新闻业用以应对数字化浪潮冲击所尝试的新闻创新项目之一，由平台发起、用户参与的信息纠偏成为我国本土的一种核查创新。闫文捷等研究发现，接触事实核查能够显著降低人们对假新闻误以为真的判断，同时提升他们对真新闻的准确度感知。向芬、杨肇祎提出，事实核查在新闻创新研究中具有特殊意义，在事实核查的全球新闻创新过程中，经由多元主体协商暂时性地形成制度化结构，即“全球新闻创新共同体”。数字时代的时间加速让新闻业失去了对时间的掌控。陶文静、张宇昭研究发现，在不断涌现的热点事件和媒体机构对时效性的强调下，媒体通过“策略性舞步”式的变奏，为在产品创新上额外的工作时间投入提供了可能。蔡雯、伊俊铭提出，时间社会学“关系”视角可以作为理解新闻时间的重要路径之一。

　　数字时代的深度媒介化社会治理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一环。罗昕、蔡牧表示，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中已成为社会治理新平台，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治理网络的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主流媒体已从单纯联结治理网络各种关系主体的技术性工具，转变为提供治理平台、搭建治理网络、聚合治理资源的治理主体。李春雷、申占科认为，媒介化治理的逻辑前提，在于媒介系统深嵌至社会、文化、政治、价值等多重系统中，并为现代性风险治理提供新的取向。陈华明、刘效禹提出，媒介化治理作为数字治理新范式，可以发挥“信息生态涵化”的实践取向，嵌入到信息源、信息链、信息流中，形成信息源应用循证、信息链精准适配、信息流净化共生的信息治理逻辑。

　　算法治理是媒介化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王斌、吴倩认为，以算法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全方位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从当前广泛引发关注的认知茧房、虚假信息、舆论极化等新媒体现象入手，但其对于新闻业和社会治理的撬动作用体现在更为深远的层面。赖楚谣则认为，虽然算法与用户的互动常常被描述为一种“控制—抵抗”的关系叙事，但用户与算法的互动可以被视为一种递归式的协商过程，这使得对二者关系的描述焦点从一个简化的二元对立叙事转移到复杂的共生叙事上。常江立足于数字媒体生态的普遍性语境，分析了数字极简主义作为一种抵抗性行动方案的特征、潜能与限度，并基于文化生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其商品化蜕变过程进行反思，从而实现对“数字时代的文化抵抗”这一宏观议题的批判性考察。

　　反思与展望

　　综观2023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在学术界呈现出的众多新问题、新经验和新概念之外，较少看到具有影响力的新理论，尤其是关系学科发展活力和生命力的中层理论。许多研究或停留于宏大命题的抽象思辨，或聚焦于方法驱动的量化经验，缺乏两者的结合。这也许与研究者未能把理论构建放置于研究的优先位置有关，在某种程度上少了些理论的自觉。当前，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有大量丰富鲜活的新闻传播实践，有待总结上升为对于本土经验更具解释力的新理论。我们期待学术界立足本土实践，在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基础上，理论构建有所突破，从而为建构富有生命力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报  执笔：王建峰）